《心理测量者》:有关正义、理想社会与人生信念

在热血的战斗场面从脑海中逐渐消退之后,《心理测量者》留下的,是虚渊玄对正义、理想社会与人生信念的诸多思考。

在这样一个架空的世界里,西比拉系统(Sibyl System)通过测量人的犯罪系数来预测犯罪行为,并允许刑警对犯罪系数高的人实施惩戒。在这个世界,何为正义,是由西比拉决定的。那么正义到底是什么呢?正义与非正义又是如何界定的呢?假设火车会轧死铁轨上的五个孩子,但是你只要把一个胖子从桥上推下去就能救那五个孩子的命,这种行为是正义的么?因为判定正义,是西比拉拥有的特权,所以西比拉可以使用任何逻辑上自洽的判断标准。比如说,比起不作为,把胖子推到桥下的人拥有更高的犯罪系数,因此用一个胖子的命救五个孩子的命是非正义的。更广义的说,正义与非正义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界定,它只要能被普罗大众接受即可。


《心理测量值》剧情的真正转折点是常守朱监视官意识到了免罪体质者的存在——这类特殊的人可以通过意念操控自己的犯罪系数,是西比拉系统无法解决的漏洞之一。由于社会的和平安宁完全依赖于西比拉的正确运转,如果这些无法处理的情形被公之于众,无疑会极大地动摇统治根基。西比拉既然以伟大、光荣、正确来标榜自己,也就意味着从外界看来,它必须是完美无缺的,不能做出任何错误的决定。而一旦它的错误或者过失被广而告之,从未怀疑过它的臣民们就会陷入混乱之中,这也是西比拉要竭尽全力隐藏免罪体质者的原因。假如西比拉对外的宣传没有那么完美——它仅仅是一个参考,不应作为安保和惩戒的唯一依据——那么臣民们就会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应对策略。大厦即将倾覆之时,也就不会是一片残垣断瓦的景象了。

即便西比拉系统是完美的,它可以精确测量每个人的犯罪系数,使得免罪体质者无法逍遥法外,那么是否可以裁撤掉公安局的刑警队,改为全部使用自动系统(drone)上街巡逻,抓捕或击杀犯罪系数过高的人呢?很可惜,答案依然是否定的。维护治安和控制犯罪的工作是在和人打交道,让刑警拿着 dominator 来处置罪犯,就默许了执行者对此种场景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把最后对人的处置权交给了人类自己。可能是出于便于追责的原因,我们总是需要一个负责人,而不是一台负责机器,或者一套负责算法。机器和算法是没有能力负责的,只有人才可以,这也算得上是人的特权了。

未来的理想社会是怎样的呢?是剧情中那种矛盾最小化的社会么?这样的社会通过监控犯罪系数,在犯罪发生之前就予以消灭,以维持和谐的形象。但是,这种做法其实有极大的危害。

这是因为,监控并非全知全能,世界上总会存在监控无法覆盖的地方。这里既包括出于安全考虑而故意屏蔽网络信号的无人机装配工厂,也有由于历史原因遗留的废弃地下空间,当然也不可能在每家每户安装闭路影像。这些角落,依旧可以不受监控地实施各种犯罪行为。监控把这个社会隔离开来,变成一个明社会和一个暗社会。在明社会里,一切看上去都是和谐安宁的景象。居民可以安心在公园里散步,在商城里购物,在街边的咖啡厅闲聊,丝毫不需担心扒手盗走钱包,或者飞车贼拦路抢劫。但是在暗社会里,人们因为过高的犯罪系数无法进入明社会,因为他们会被立即带走接受“治疗”。被束缚了自由的暗社会居民,从此只能在暗社会出没。受束缚和压抑的时间越久,心灵的面目就变得越发狰狞。因此,这种矛盾最小化的社会并没有最小化整体的矛盾,而只是最小化了某些地区的矛盾,也就是把矛盾从一些地方转移到了另一些地方。明社会的居民长期没有得到磨练,已经完全不知如何处置身旁的犯罪时,监控系统的一次失灵,就能引发一场整个暗社会对明社会的吞噬。


本剧的大反派槙岛圣护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兼具免罪体质和领导才华。他幼年时与同龄人格格不入的创伤,与他成年之后对人性孜孜不倦的探求(多是引诱和观察他人犯罪),催生出他对西比拉的厌恶。关于这样一个人,我既有欣赏的一面,也有鄙视的一面。

我欣赏他不被强权收买的态度。在被捕之后,西比拉想要招安他。这看上去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西比拉的运作需要思维特立独行的人,而圣护也可以借此获得读取每个人意志的机会,成为神明一样的存在。然而看到了西比拉系统真相的圣护拒绝了这次机会,开始了逃亡之旅。圣护崇尚的信念,是鼓励每个人自己做出选择,自己承担风险,自己寻求刺激,而不是由一个体制去安排每个人的生活。如果为西比拉工作,无疑是背弃信念,开始对千千万万人的生活指手画脚。他知道蓝色药丸通往着无上的权威,而红色药丸终究难逃一死,但也几乎没有犹豫地拿走了红色药丸。

同时,我鄙视他不顾后果的破坏行动。只能破坏体制却无力构建体制的人,是无耻的。圣护认为西比拉系统不应该存在,犯罪系数是整个社会的枷锁,他想要通过制造饥荒这样的激进措施去破坏体制。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说过没有西比拉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人们确实获取了宝贵的自由,但是然后呢?是谁通过什么重新建立起社会必要的秩序呢?这些后续,他怕是没有想过,可能也不太关心。虽然,在前一个体制倒下之后,下一个未经设计的体制会自然涌现出来,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体制往往会比那个已经倒塌的体制更差。同样是获知了西比拉系统的真相,常守朱监视官的表现就成熟得多:她在感性上极为厌恶,却又在理性上无比赞同。我想她可能是意识到了,现阶段没有什么比西比拉系统更完备的方法来管理整个社会吧。

此刻,我无从知道,对常守朱而言,西比拉的存在是否已经成为了她信念的一部分。西比拉有存在的理由,也有不应存在的理由。当它的存在或者不应存在,变成了信念的一部分,性质就发生了变化。所有的有利证据会得到强化,所有的不利证据会被大脑销毁。信念是不需要证明的,恰恰想法,它是公理,用来指导其他的证明。正因为信念有太过重要的意义,它也理所应当成为了体制重点管控的对象。如同政府会向宪法学教授灌输课堂应当宣扬本国政治制度的信念一样,西比拉系统也会尽力诱导常守朱去相信它是社会统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站在个人的角度,由于信念的存在会阻碍理性的思考,所以尽量少地持有信念才是明智的选择。